互联网法院是实现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

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周强指出，2018年，发挥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作用，为群众诉讼提供服务，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上线“类案智能推送”“法信智答版”等系统，建设智能语音云平台，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辅助。推进电子诉讼应用，逐步实现网上阅卷、证据交换、网上开庭和电子送达。浙江法院开展移动微法院试点，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制定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依法审理涉“小猪佩奇”著作权跨国纠纷等案件，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对此，笔者做以下解读：

自我国首个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挂牌运行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审判实践，取得斐然的成绩。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广州两地再增设两家互联网法院，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健全完善互联网案件审判格局。2018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至此，我国互联网法院试点已达三家，这是我国司法改革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尚属世界首创。

一、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是司法主动对接网络强国战略、服务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体现了改革的责任导向。实践证明，杭州、北京、广州等互联网产业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互联网法院，实行“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原则，极大地提高的效率，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便利。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成立一年多来，依托在线审理诉讼平台，受理申请立案超过3．6万件，立案1．5万件，结案1．3万件，平台访问量已超过1200万次，平均为当事人每人每案节省开支近800元、节约在途时间约16．8小时。

二、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要求、探索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改革的问题导向。成立专门管辖涉互联网案件的专业性法院，无疑为今后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积累、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司法平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当日，电子诉讼平台的访问量就达到了6．2万次，收到立案申请89件。互联网法院与传统法院最大的不同是，24小时“不打烊”，当事人不需要到法院，案件的起诉、调解、立案、送达、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都能通过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全程网上办理，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三、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推进司法供给侧改革、落实司法公正为民宗旨的有力抓手，体现了改革的目标导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时间、空间、质量和效率维度。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彰显了互联网具有的“泛在性、通用型、低成本”等便民优势

为统一规范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的线上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于2018年9月3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18年9月7日起施行。《规定》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以及在线诉讼的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诉讼规则，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范。

四、最高人民法院对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及区块链等固证存证手段进行予以确认。《规定》明确，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及区块链等固证存证手段进行法律确认，意味着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效力取证方式得以确认。

鼓励和引导当事人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并通过取证存证平台等对证据进行固定、留存、收集和提取，以弥补仅依靠公证程序认定电子证据的不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以上技术手段是提升电子数据证据效力的有效途径，不等于能证明了证据的真实性，因为前述技术形式本质上不属于取证技术，而是一种固证存证技术。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6月首次确立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审查规则，2018年9月又建立了司法区块链平台，解决电子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存储、传播、使用，特别是生成端的可信问题，以共建共享共治理念推动互联网行为规范化。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自2018年9月18日上线运行以来，截至2018年12月，平台存证量突破1200万条，通过司法区块链平台前置调解纠纷191件，正式立案88件。

五、我国互联网法院先后审理了许多“史无前例”的案件，比如2018年10月10日，首例比特币“挖矿机”纠纷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该案的原、被告双方签订网络购物合同，原告向被告购买20台比特币“挖矿机”，共61万余元，约定2个月后发货。期间，原告了解到2017年9月央行联合各部委下发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因而认为合同违法，主张解除合同且无理由退货。

法院判决认定，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更高级别的形态，即便否定了货币属性，比特币仍然具有商品属性、财产属性，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以及比特币“挖矿机”的交易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有效。据本案的主审法官介绍，这个案件的难点之一在于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比特币所涉及的新类型物权，必须在法律明确规定下才能予以认定，而不能通过司法裁判在个案中加以创设。

六、互联网法院创设异步审理模式，为处在两个地区地方时之间差别不同的当事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18年4月2日上午，全球首个异步审理模式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上线，并同时发布了该院新制定的《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互联网法院采用“异步审理模式”后，相关诉讼人只需在规定期限内，挑选相对合适自己的空闲时间，各自上线，完成自己部分的问询、质证等环节，无需同步上线，对于跨时区，跨国际案件有极大的帮助。

一位居海外的王女士在淘宝平台上开了一个网店，专营品牌化妆品，因化妆品质量问题被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异步审理模式的机制下，双方当事人开庭不再对固定时间的选择困扰。下午4点，位于杭州市的原告通过诉讼平台上向王女士进行了发问，此时王女士的居住国是凌晨4点，待王女士早晨醒来后，打开手机发现有原告的提问，她吃完早饭后，回答了原告的发问，身处国外的王女士充分享受了非同步庭审带来的便利。

笔者注意到，除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外，有的地方法院积极试行互联网审判法庭新模式，如2018年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率先成立上海首个互联网审判庭，成立后的一个月内就受理案件106件、审结81件。该法院还针对上海长宁区“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企业集中的特点，在实现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的基础上，还建立了纠纷案件“产生在网上、化解在网上”的审判新模式。对此，上海市法学会专门成立了我国首个互联网司法研究小组，笔者有幸受邀参该了该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研究小组希望通过研究小组的实践，为成立专门的互联网司法研究会奠定基础，为全国涉互联网经济案件、纠纷的审理和互联网法治贡献“上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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