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商标产品生产总量和市场容量的限定

地理商标存在两种性质的法律识别：一种是原产地名称，一种是地理标志商标。前者指整个生产过程，包括制造和原材料的加工，必须发生在定义的原产地地理区域；后者仅仅需要产品特征的一部分与原产地域关联，或者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发生在指定的地理区域。这两种法律识别产生了两种基本性质的地理商标。
第一种要求整个生产过程在指定的地理区域不分离，这意味着最终决定地理商标质量的原材料出自本地。由于法律划定的地理范围不能突破，所以原材料产出的总量在既定的天然和人为的因素决定下就有一个上限。比如我国原产地域保护规定的龙井茶产区为西湖产区、钱塘产区和越州产区，划定的产区决定了茶叶最大的种植面积。在这样的地理范围内，茶农按照一定的密度（每亩栽植３０００～８０００株）、双行双株（或单行双株）种植，再在各生长季节施肥管理，防治病虫害，整形修剪，最后这个既定的地理区域最大的茶叶产量每年约为２万吨。把这２万吨的原材料作为加工龙井茶的输入品，经过杀菁、揉捻、干燥、包装等生产流程，最终制作出来的成品是有一个总量上的限制的。所以，对受原产地名称保护的地理商标，其产品的生产总量有一定的规模限制，这个限制的生产总量决定了市场的销售总量。不管市场对其的需求量有多大，最大的销售量都是原产地域规定区域原材料极大产出的函数。
第二种的市场容量一般不因企业的常规性努力而发生增长。由于规定一定比例的生产过程发生在指定的地理区域，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其他生产过程可以发生在其他地理区域，如果核心的原材料可以跨区域组织输入，也就是原材料的总体数量不受限制，则为放大地理商标的产能提供了保障。更进一步讲，这种产品市场上需要多少，企业不会因为产能的限制而感到无奈。然而，其市场容量却存在一定的上限。这是由于这种地理商标在市场演进过程中的第一类消费群体肯定是当地民众，当地民众接受其的原因是该产品质量特征的一部分发生在本地，如当地认可的原材料，或者就是一种民俗习惯。在历史传承中，由于没有可以依托的现代化媒体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进行宣传，在封闭的地理区域内，企业和本地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回应，强化了迎合本地消费者口味的本地化产品特色，于是，这样的地理商标深深地印刻上了地理封闭性特征，并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固定了产品特征。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地理商标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维持既定的产品特色，跨区域销售，其他地域消费者不接受这种口味，进而市场容量难以扩大；改变既定的产品特色，意味着修订地理标志商标规定的原料配方、工艺流程和相关的技术诀窍。某个企业试图更改，需要游说地理商标内的其他企业，如果绝大部分企业接受其修订的观点，接着就需要这些企业以集体的名义去游说地理标志商标立法部门，再由这个部门汇总各方意见之后修定地理标志商标法规。我们先不说这种企图能否实现，就说单个企业所花费的成本就让人受不了。或者说，单个企业游说成本高昂，耗费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不见得能获得预期的结果。那么，有创新想法的企业可以率先行动，取得成功之后，再游说地理标志商标立法部门修定法规。这里面就存在如何创新的问题，如果创新成功，其他企业可能竞相模仿，给他人做了嫁衣；如果创新不成功，可能会让自己产生一定的损失，结果却没有人对此作出补偿。因此，这类地理商标，在常规的努力状态下，市场容量存在难以突破的上限。以受地理标志商标保护的郫县豆瓣为例来分析上述情况。郫县豆瓣的三种主要原材料，即优质红辣椒、蚕豆和工艺用水，除了工艺用水要求水源取自郫县地区的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的规定外，其他两类原料均可把外地的产品作为输入品。优质红辣椒主要采用郫县及郫县附近的双流、仁寿、中江、三台、盐亭等川东地区的二荆条红辣椒，少数采用其他地区的优质红辣椒，要求其色泽红亮、肉头饱满、无霉变、无杂物。蚕豆要求技术指标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４５９的规定，主要产自川东地区和云南省。一部分原料可以在郫县地域以外的地方组织输入，为扩张产能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郫县豆瓣的最终产能不会因为地理名称（郫县现辖行政区域）的限制而受到阻碍。郫县豆瓣起源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郫县豆瓣主要用于制作川菜，用郫县豆瓣烹制的“回锅肉”“豆瓣鱼”“麻婆豆腐”“鱼香茄子”等，是川菜家常菜中的代表性菜肴。另外，郫县豆瓣也是红汤火锅中最重要的调味料，能增加火锅的鲜味、香味和温醇味。由此可见，郫县豆瓣三百年来最终演化成今天的特色，是与当地的消费习俗和饮食习惯交相呼应的，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它的整体市场容量与各个地域接受川菜风格的人的数量密切相关，认可川菜风味的人口总量为其设定了一个市场容量的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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