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商标注册制缺陷的各种尝试和局限性

为了解决绝对注册制带来的问题，业界进行了各种尝试，既有学者的论述，也有法官们的释法努力，更有立法的跟进。
有学者试图从根本上重构商标权的权利内涵，比如王迁先生认为，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应包括注册人的“自用权”，而只有“禁止权”，因为商标无需注册即可自用，注册的实质价值，在于获得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王迁先生如此理解注册商标专用权，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有助于解决司法中的难题：法院得以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直接判决注册商标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而禁止其继续使用，无需中止诉讼等待商评委对注册商标效力的裁决，因为自己是否可以使用，与自己是否拥有注册商标无关，如此此类诉讼就不涉及注册商标的效力问题，无需牵涉商标授权确权的专门机关商评委，如此会方便在先权利人快速维护其权利（在民事侵权的司法程序中直接解决纠纷，无需牵涉商标授权、复审等行政机关，无需处理司法与行政、民事侵权诉讼与行政授权诉讼的复杂关系），而且注册商标权的绝对效力受到一定限制。这种观点固然能够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存在明显缺憾，而难以获得广泛接受：（1）知识产权不包括自用权，只包括禁止权，这种说法即使逻辑上勉强说得通，也与人们对“权利”一词的通常认知不符而难以被普遍接受。“权利”一词是民法中的一般性概念，其正面意味着权利人自己的自由权，反面则是禁止他人干预自己的自由（物权），或者要求相关方行使其义务（债权）。（2）知识产权不包括自用权，只包括禁止权，这种思路在各种权利交织的复杂情形下，会使得权利的状态更加复杂而棘手。
一线司法者也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寻找各种突破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5年在“赛克思”商标侵权案的再审判决书中提出，即使是注册商标，如果其注册涉嫌恶意，而且一直未使用，反而起诉他人侵权，属于“权利滥用”，不应支持其侵权诉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毫无疑问值得肯定，也因此该案结果颇令人满意。但以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解决注册效力过于绝对的问题，有其局限性，一是权利不得滥用作为民法原则，其适用范围不易确定，而且民法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替代法条，直接适用于个案，颇有争议；二是，即使以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限制注册商标权的适用条件，可以通过诸如“赛克思”案由法院逐渐予以明确，从而不再有适用方面的疑惑，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也只能解决注册人有明显恶意且从未使用的情形，解决手段是拒绝支持注册商标权人对他人提出的侵权诉求，并不涉及市场上的其他行为，适用范围有限。
在立法层面，《商标法》2013年的最新修改有相当重要的进展：引入了在先善意使用者的抗辩权。此项制度的确立毫无疑问将对注册商标的绝对效力产生较大限制，使其对先于其存在的“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不能禁止使用。法院在随后发生的“启航”商标案?中，进一步将“有一定影响”门槛界定为只要真实使用一段时间、达到一定规模就能满足的门槛，使得在先使用抗辩权成为一种在先使用者普遍享有的抗辩权。但此项制度的效力有限，仅是针对注册商标权人提起的侵权诉讼的不侵权抗辩，只能维持自身的现有存在，无法积极禁止市场上的不公平行为。
以上种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过于绝对的商标注册制导致的问题，但其作用各有局限，相关的不合理现象并不能得到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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